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现场。

8月28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百余位出版人与学界代表汇聚一堂，共祝这一花甲之喜。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籍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专门机构和统一部署，也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全面起步。

60年来，在古籍小组的统一部署、整体规划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6万种古籍整理图书中，有近90%的古籍图书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的。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图书出版质量与数量大幅提升，每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有近1800种，其中学术类古籍图书800种左右，普及类古籍图书1000种左右。

成就的取得，无疑映射出60年来古籍小组在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的故事，更成为今天的美谈。

催生高校首个古典文献专业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忠认为，古籍小组的成立，之所以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起步的最重要标志，就在于体现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古籍小组的成立，表明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成为自觉行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学者散漫无序的个人行动。也表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有了专门领导机构，有了具体的规划，有了努力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古籍小组催生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

>分析当时背景，杨忠认为，1958年有了古籍小组，有了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人才欠缺问题也随之而来。1959年，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从长远看保障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得以储备。

然而，这个高校首个古典文献专业的成长却起起伏伏。杨忠介绍说，10年“文革”使古籍小组的工作、“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虽然在1972年中央指示北京大学恢复古典文献专业招生，但是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古典文献专业的专业面窄，社会需求量小，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因而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取消。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得以恢复招生，得益于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它使久已停止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了工作，使已经停止招生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了招生，还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得以建立。

“历史证明，古籍小组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犹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两轮，共同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整理的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工作。”杨忠说。

造就出古籍出版品牌社

资料显示，1958年2月，古籍小组成立时，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1958年至2009年，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整整50年。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在中华书局106年的历史中，真正作为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社是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古籍办）开始。”

历史机遇下确定的古籍小组和古籍办的“血缘关系”，在徐俊看来，古籍小组的60年，是中华书局形成古籍出版品牌的最重要因素。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记录，古籍小组与古籍办业务往来很是频繁。比如，1982年3月17日至24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上，古籍小组委托中华书局筹建专业化的古籍印刷厂。再比如，1982年5月21日，古籍小组向国务院建议影印汉文佛教大藏经，定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同意。这一重大出版工程亦由中华书局承担，1997年106册全部出版，并于2004年出版《总目》１册。

60年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图书，犹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主编杨牧之所介绍，有《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此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古逸丛书三编》、列藏本《石头记》、《古本小说丛刊》、《明清传奇丛刊》、《全明词》、《全清词》等项目，堪称改革开放以来典范性古籍整理出版成果，也大多由中华书局出版。

60年间，古籍小组不仅造就了中华书局，现今同样知名于古籍出版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受益于古籍小组的规划和指导。

据古工委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介绍，1958年古籍整理小组成立后，确定了中华书局作为一个专业古籍出版社，同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

“从古籍专业出版社角度来说，得到古籍小组指导帮助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的发展始终与古籍小组的60年一路相伴。”高克勤说。

60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是承担古籍小组委托的大量项目和规划项目，让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积累了大量的优秀选题、优秀图书、优秀作者，生产能力和编辑队伍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古籍出版领域也逐渐确立优势地位。

让中华文脉绵延不断线

“中国古籍总目有20多万种，从这些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遥远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步前行的脚印，最终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经过怎样艰难坎坷的历程，有哪些光辉灿烂的成就，我们该怎样发扬光大。”这是杨牧之——一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曾供职于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人，对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

如何让五千余年中华文脉绵延流长？如何使文脉工程对得起后人？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现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岩建议，古籍出版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比如，《意见》中提出的“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指明了方向。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对外翻译公司总经理黄松总结了自己在古籍办工作9年的体会。他说，古籍办“组织、管理、协调、服务”八字工作方针，及根据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多从业务的角度进行管理，不急功近利重在基础性工作的工作思路值得总结借鉴。

徐俊认为，做好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认真总结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确立古籍整理的规范，以传承传播为目标，保持原创性、专业性，重点解决古籍出版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高克勤认为，首先要制订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做好传承与传播工作，强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回望一甲子，前辈的业绩已经凝固成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致敬，激励我们前行。展望未来，我们做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做这个事业，我们无怨无悔。”高克勤的话代表了与会者的心声，也是全国古籍出版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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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60年古籍整理出版

资金：2004年专项经费增至2000万元。2013年增至2500万元。改革开放40年，国家总共资助10亿多元，古籍整理出版经费不足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人才：截至2017年，全国高校有古典文献专业5个，它们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高校古籍研究所90多家。截至2017年年底，累计招收本科生2494人、硕士学位研究生6000人、博士学位研究生1777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才，投入到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之中。

出版单位：2009年1月6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成立，当时有成员单位23家。截至2018年8月，有成员单位40家。

卡尔·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这是马克思对追求事业之人的赞赏之语。

8月28日，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现，有几位来自古籍小组的先生，似乎很是符合马克思所赞赏的那种人。

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终身教授，古籍小组成员之一的严佐之。严佐之今年70岁，儒雅、谦虚的外表，让人很难看出他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和目录版本学专家。

座谈会上，严佐之借用清代刊刻家阮元的诗“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来表明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古籍整理。

严佐之说：“40多年来，我的生命始终与古籍整理连在一起。因为参加古籍整理，我读了许多书，然后对书中有些问题开始思考。有了思考，我又试图用学术的方法去解决，于是就有了一篇一篇的学术论文。我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古籍整理的后续，我认为简单的校点方式不能表达我的收获，我要用论文的方式、专著的方式把古籍整理过程中的收获表达出来、呈现出来，这就是古籍整理给予我的绝大优势。”

谈及古籍小组，严佐之对其充满着感情。他说，“没有古籍小组，我们整理的古籍就没地方出版。放在家里吗？不能。所以古籍小组是关乎所有古籍整理从业人员生存发展、实现自己理想、实现自己事业的一面大旗、一根擎天大柱。”

作为古籍小组成员，严佐之在座谈会上怀念自己的恩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成员顾廷龙、徐震堮时说：“我的学问不能和老师们相比，但是我心里也在暗暗地呼唤‘老师，我总算是接班了’。这个意义不只是作古籍小组成员，而是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不断有人接续。”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座谈会上，另一位学者也引人注目，他就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古籍小组成员荣新江。

听荣新江发言是一种享受。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条理清晰地说清楚自己的主要观点。

比如，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图书应该追求质地上乘。一个例子是书的油墨问题。他说：“西方书的油墨是凸出来的，我们的书印的油墨是平的。原因在于没有多少油墨技术的积累，致使以前包括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图书无法复印，因为一复印就掉渣。可是西方100年前出版的图书，现在复印完全没有问题。”

荣新江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精装版图书问题。他说：“美国图书馆买中国图书后，都要让相关公司加一个壳再放进美国图书馆，因为中国图书大多没有壳，没有壳的书就立不住。我们出版了那么多古籍整理图书，一定要印成精装版，一定要用最好的纸、最好的油墨做最高档的图书，每一年至少选出10%的书作为传世之书。哪怕少印10%、20%的书，也是值得的。”

1960年出生的荣新江，谦虚地说自己是古籍整理界的年轻一辈。多年关注并研究西域史、敦煌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古籍整理工作经历，让他对民族古文字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十分关注。

荣新江说：“这个问题当然有人才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关心不关心，我参加评审的时候有一个感觉，这是‘三不管’地带，民族语言有民委管，汉文古籍有古籍小组管，民族古文字典籍虽有放开，但是力度不够大。我们应该把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统统纳入到古籍整理规划和出版之中，这些文字的整理出版对于今天巩固边疆有益。”

再有一位是金良年，这位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古籍小组成员，有着30余年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经验。

金良年虽然67岁了，但有着年轻人的心态。比如，他对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持双手拥护的态度。

金良年说，现在广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给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大的便利。“你们想一想，过去老一辈学者，一生的自学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花费在考证上。过去说，古籍校勘一靠本子二靠脑子，现在互联网技术解放了人的思想，不用再死记硬背那些资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把工作做得更深入。”

马克思还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

上述几位古籍整理出版人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