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专业化是传统出版走向数字出版的必由之路
2013年03月01日
“数字出版”的提法仍是从传统意义下的出版者的角度来说的，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数字化应用角度来说，“数字化阅读”的提法更为准确。数字出版的本质就是为大众提供阅读服务。至此，读者转身为用户，出版转化为传播，单一内容的表现形式转型为全媒体多介质。传统出版不仍，大众传播永在。
广大用户所关心的，不是传统出版机构的地域分类，而是不同主题的成系统的优质内容。数字化的便于检索到的适合的有趣的贴近性的阅读内容，成为数字用户唯一所关心的。不分地域南北，不管是否国有民营，不论是电商还是传统书商。最简短的一句话一段话，最精彩的一段视频，最精美的一张图片，最优美的一段音乐，最浪漫的一段故事，甚或最缩微的一张所在城市的美食地图，往往是多媒体用户关注的对象。这就是大众化内容的魅力。本质地讲，数字阅读、数字视听就是一种为大众服务的文化精神内容的满足，即便是那些提供所谓医疗、交通、心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数字化阅读产品，也不过是努力在大众中截取、圈住一部分，然后在这一部分“专众”中，提供大多数“专众”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最后又回归到专众中的大众的始点。数字阅读时代，正是这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一波又一波的“专大众”，为数字产品和数字阅读的开发商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理由。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化内容积累，是数字出版成功的基础。
以我目前所服务的一家地方人民出版社为例。综合性的地方人民社在数字化的优势日渐消弱，相反倒是从人民社母体中分化出来的专业社，在数字化时代占尽了数字阅读产品开发或服务的先机，比如科技类、少儿类、美术类出版社。两年前从上海一家大学出版社重新回归到曾工作过十几年的地方人民出版社，经过两年数字化的洗礼，终于认识到地方人民出版社要在数字化时代涅槃重生，一定要走“专业化”的转型发展路子。专业化不等于再造一个甚或几个新的专业出版社，而是基于现有传统出版领域的专业化关注和整合。为此，我给地方人民出版社提出的转型建议是基于现有编辑部、现有出版中心或现有事业部、现有出版分社的专业化深度拓展，做大众出版的是把大众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即韬奋式的“为大众而出版”（在数字时代就是“为大众而阅读”）的大众理性和大众敏感，而不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出版范式与范围，这样的大众出版的产品才有可能及时快捷得转化为大众阅读；做专业出版的，要做专业中的专业，在专业中的专业中做出精品，做出规模，专业规模化就是数字化的内容前提，品牌则是顺带的结果；教育出版则更是数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电子书包、电子黑板、电子教师、电子课堂、电子学校等等不过是载体是渠道，关键还是在教育内容的某一科某一点某一级段某一作文的文种上，要做到同类中的第一或最好。即便是对于政治理论读物这样的主旋律图书，也要进行“专业化” 再造：在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崛起发展、中共党史、干部通俗理论读本等几个主要理论读物门类中，也要选取自己的主攻方向主打领域，在一种产品线上做精做深，那种遍地开花、广种薄收的传统作业方式，在数字时代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于是，给出的建议是对这类理论读物要开发“中国理论读物阅读网”、开发类似于电子书包那样分类打包各级各类公文内容的“电子公文包”、运用到移动手机则是开发“掌上公文包”这样的数字产品。中国出版集团的“掌上百科”已经实现盈利，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专业化和基于专业化的规模化，以及建立在专业规模化基础上的品牌化，无疑是未来数字阅读开发的内容依托。数字阅读就是建立在大众阅读理念基础上的分众阅读，在分众中追求“分大众”的最大化。内容整合规模的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品牌建立的过程。数字出版的丛林法则是“赢家通吃”，内容资源最系统、分类最便捷、使用更方便者，必将在同类产品或服务中胜出。
做了20多年的传统出版，我一直是沿着文史和传统文化类这条主线走下来的，近两年来历史一下子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传统出版人，推到了数字出版的前沿，成为“被数字”的对象。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胡守文先生节前来安徽讲课，说到他已在思想上“介入”数字出版4年，而且在力推一套图书选题的决策服务系统，一种数字出版的服务产品，这套服务系统对数字阅读同样适用。
看到身边不少人仍在为是否“介入”数字化转型犹豫不决，我以在微博上发表的三种比喻表达了倾向：高速公路收费站、翘翘板原理、河对岸的风景。高速公路收费站是说数字阅读产品或服务（其实服务也是一种产品），就像修筑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数字化进程的观望者们只看到收费站日进夜入的大把钞票，而没有看到高速公路的投资、工期和回报期，做数字化内容提供服务商犹如修建高速公路，修路，要找尚不通高速的空白地区修。跷跷板原理是说目前站在传统出版一端的人数的确仍是大多数，正如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站在数字出版的一端必将成为大多数一样，这只是一个数字和时间问题了，不用再多费口舌争论什么。而“河对岸”是说第三种类型的同行，他虽身在此岸却已看到了彼岸的无限风光，但却或没有找到架桥的合适地点、或没有想好建什么材料的桥、或不愿拿出造桥的钱，只要那些思想的先行者，驾一叶泛舟，搭一个绳索，也要把自己摆渡到对岸去。
两年的苦思冥想，我和自己分管的数字出版部门同仁当属于那理想主义的摆渡者们。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收集上千页数字发展文献，在去年单位取得互联网出版资质的一个月后，引导单位的七八位年轻人分头起草报告，第一个向上市企业和省里有关管理部门提交了10个数字出版项目策划案。包括“数字出版自助系统”，“全民心理健康”在线课堂，“全媒体世界遗产”工程之“数字殷墟”，基于把各种地方文化集于一网的“阅读安徽”互动阅读平台，有声版《大三国》、安徽著名诗文、著名景点解说词、人文故事片段等有声读物开发等等。这些都是“专业化”思考在具体数字项目上的体现。在作为数字出版重要形式之一的数据库的开发建设上，更是发动全社编辑梳理出了一个基于本地文化资源的数据库“安徽文化数据库”，分支内容包括其下包括徽商数据库、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徽菜数据库、安徽历史文化名人数据库、安徽红色资源数据库、安徽历史文化名城数据库、安徽地方特产数据库、安徽旅游资源数据库、黄山数据库、西递宏村数据库、胡适数据库、淮军数据库、淮河数据库、大别山数据库、淡水湖芜湖数据库、黄门戏数据库、李鸿章数据库、曹操数据库、朱元璋数据库、徽文化数据库、徽人名言数据库、徽商考古资源数据库、安徽地下文物数据库等等。当然，其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结合本单位多年积累的“徽文化全书”、“徽商金言丛书”、“徽骆驼丛书”、《淮军》、《胡适家书》等纸质版出版资源。这种数字出版资源的开发是几乎每个省（市）的地方人民社都应该做的。人民是什么？是大众。服务于地方文化的积累推广，就是服务地方大众。从传统的地方综合性出版机构向全国某一领域或地方大众文化推广专业服务商的转型，这无疑应成为未来若干年的努力方向。
我们的理想和使命，就是机构上实现由“出版社”向“出版网”的转型，功能上实现由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数字阅读服务的转型，年轻编辑实现从传统编辑向现代数字编辑的转型，努力实现每个编辑室都能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创办一个个特色网站，推动实现资源型→创新型、综合型→专业型、文化型→娱乐型、高雅性→大众性、生产型→经营型、平面型→立体型、纸媒型→全媒型、现实型→虚拟型、产品型→服务型的九大转型。
对于数字出版，我们的方向很明确，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虽然还必将并行一段时间，但大的趋势和方向是确定的，传统的纸质出版作为一个产业无疑是夕阳的，数字出版是朝阳的。《主流》一书的作者采访全球的一些前卫人士，他们认为，“出版”概念即将消亡，这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科技等专业出版领域已见雏形。但对于中国来说，整体时间要迟缓三五年甚至更长，这是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读“书”观念有关，也与阅读硬件的普及速度有关。传统的出版被阅读所取代，是必然的趋势，读者正在变为用户，出版机构正处在由原来为读者提供图书产品，向主要为用户提供专业阅读服务的关口转型，从纸页走向网页、从网页走向屏幕，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立体走向互动，是我们每个现代传媒人所正在面对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作者系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出版商务网，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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