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比较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教育类成人图书的内容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较小，争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儿童的图书出版却有着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儿童书籍实际上受到了数字出版很大的影响，而且很多儿童是在平板电脑上完成阅读的。

对于大众图书的数字出版来说，我们出版业做的事情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把内容转到一个可以从屏幕上阅读的设备中。这对于我们几个大型出版集团都有影响，尤其在旅游类书籍中影响较大，因为在格式上面会有很多改变。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现在人们需要的数字内容都是可以进行游戏的，进行互动的，或者是通过视频和音频等方式，能够在屏幕上展现出来的内容。对于出版人来说，这些意味着我们要做出很多的改变，我们要考虑我们内容的长度，还有怎么将内容放到社交媒体中，怎样给我们的电子资源进行定价，以及怎样销售，是需要通过整篇，还是通过某一节来进行销售等，都是我们考虑的范畴。

如果这种新型数字内容的模式在西方与东方不一样，出版商就要更多地考虑到这些不同之处，并且出版商还要负责筛选和下载这些内容。我们需要与技术商，以及电信运营商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同时，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消费者，要了解他们想读什么内容，他们希望付多少钱，此外，还有他们希望怎样去支付他们的阅读。

我非常清楚知道，教育出版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尤其是中国教育出版的读者数量是巨大的。未来，教育出版将会更加定制化，并且会嵌入很多内容评估的工具，要同各种内容产生更好的连接，所有这些都会改变教育出版。在大众出版方面，由于它的主题更加广泛，所以我们以后会迎来一些爆炸式的内容，还有很多自出版跟传统出版的并行。因此，我们在内容的创造上也必须更加快速，我们需要把作者的内容很快地带到读者面前。最后我们还需要解决在大众出版，或者说是整个数字出版上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解决数字出版的可搜索性问题。

（作者系兰登企鹅集团董事会主席。文章系约翰·麦金森在中英出版论坛上的讲话）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9月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