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三年的试点，电子书包在全国的中小学校应用遍地开花，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南京、青岛、宁波、山西、陕西等地都开展了电子书包试点项目。电子书包已经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走到如何做、怎么做的阶段。对于出版业来说，内容是优势和长项，如何破局、如何做好内容亦成为当务之急。

老师在课堂上不再说“同学们，翻开第X 页”，而是“打开平板电脑，登陆客户端，点击XX”。交互式学习、电子书包、共享课程、无线网络覆盖……这些逐渐走进校园的信息化教育手段正悄然改变着传统课堂教学和学习方式。

不久前，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京版纸质教材将在今年完成电子化开发，在部分试点学校中推广，东城、海淀、丰台、门头沟、大兴区都设立了试点学校。事实上，电子书包在上海的“扩散”更广。2010年11月，虹口区成为电子书包项目的全国首个试点区，有18所学校、多门学科参加了试验，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都有试点班级，覆盖学生4000多人。今年，上海市教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出大量电子教材，业内人士预计，未来3～5年内，至少半数纸质教材将被电子教材取代。

近两年，电子书包项目建设实验校在全国各地落户的消息不绝于耳，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南京、青岛、温州、宁波、太原、杭州、郑州、昆明等地都在进行电子书包试点。无论试点成熟与否，有一点毋庸置疑——电子书包具备极大的市场潜力。据统计，我国拥有约3.2亿中小学生，在这个庞大人群背后，电子书包行业的市场潜力近万亿元。

各方力量角力市场

在过去两年内，电子书包第一次列入原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用4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约100个区域试点和1600所学校试点……一边是充满无限诱惑的市场前景，一边是国家至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电子书包的政策支持，据记者观察，围绕电子书包的内容、平台、终端，目前有几种力量在影响着市场。

力量一：IT厂商嗅觉灵敏，较早布局市场。目前，联想、英特尔、索尼、松下、惠普、微软、汉王科技、中文在线、广州金蟾等IT巨头和技术公司都看好这个市场，或推出电子书包硬件产品或提出纵深至产业链条的解决方案，有些已进入试用阶段。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凭借网络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来势汹汹。此外，创维、海信、康佳等知名家电企业也在加大研发力度，谋夺“信息化课堂”的大蛋糕。美国市场研究公司（NPD）发布最新报告称，2013年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将首次超过笔记本，达到2.565亿台。

力量二：电教行政部门牵头推动市场。全国各地的电教部门是推动试点实施的主导力量。如上海虹口区教育局与中国电信、英特尔、微创、中文在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签约共同推进数字化学习方案。北京市教委成立了电子教材研究项目组，今年将拨出300万元用于推进教材数字开发资源的试验，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近日和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白家庄小学就“北京市基础教育数字化课程（电子教材）资源开发机制与实验研究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力量三：出版机构携内容优势厚积薄发。人民教育出版社、外研社、华东师大社、上海外教社、大象出版社等教育社依托自身教育资源发展电子书包，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北方出版传媒集团等也纷纷在电子书包市场全面试水。其中，广东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与北京人教希望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金蟾软件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电子书包项目，融合“教育内容+移动终端+服务平台”的内涵，该公司总经理黄海晖告诉记者，目前项目正在积极地研发、试点、推进中，将于近期有阶段性成果。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报显示，集团该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3.94%，得益于加大了对数字出版物的生产和营销力度，电子书包的营销布局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山东、山西、四川等地区，完成了18所学校和1个出版社的订货。

除了国有出版业，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山东志鸿教育集团等一些大型民营机构也在布局数字化产品。可一集团董事长毛文凤介绍，集团依托多年来教育图书研发和销售形成的积累，快速推广以电子书包为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化教育整体解决方案，该方案一举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教育现代化项目的整体立项，“公司的目标是2015年电子书包和数字教育产品盈利收入超过传统的图书主营业务”。据悉，该集团自行研发的电子书包产品已申报8项国家发明专利，以及18项软件著作权专利。

盈利模式尚待破解

电子书包行业群雄逐鹿、烽烟四起。不可否认的是，电子书包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投入项目，目前基本都在试点阶段，或者是政府买单，或者是企业贴补，收入有限，一些从事电子书包的企业，大都依靠卖硬件作为主要收入，电子书包还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市虹口区电子书包试点项目中担负研发重任。该社副社长王健直言，电子书包的实施，涉及硬件设备、系统平台、软件厂商、教育机构等多个不同领域的各方协调配合，需要的是顶层设计和统一架构。“试点其实是在试‘错’，知道哪些是不需要的，哪些是要改进的。从试点情况来看，教育主管部门发挥的作用更大。

据记者了解，由于商业模式的不确定，在试点过程中，参与电子书包项目的出版机构基本没有实现盈利，大多靠参与政府主导的电子书包项目的项目基金来进行内容研发。一些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将电子书包纳入教育数字化项目中，欲实现内容、平台、硬件的结合，目前也处于整合内容阶段，谈不上盈利。王健透露，上海虹口区将在今年9月份形成具体的收费方式，付费主体为政府的可能性很大。

即便企业热情投入、媒体积极宣传，电子书包的春天并非阳光明媚，从行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到教学资源配备与相关软件支持，以及教育部门、学校与家长的权利义务的确认，都存在待散的阴霾。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电子书包试点主要存在以下几类问题：一是设备展现效果与健康安全问题。iPad等背光彩屏设备长期使用可能会损伤视力；电子纸技术虽然环保、健康、省电，但其展现能力有限。此外，硬件的耐用性和更新性等存在操作难题。二是教学方式的改革。毛文凤感慨，最难的是教学习惯的改变，“老师们习惯了‘黑板+纸质图书’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改变为多媒体一体机和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三是内容缺失制约发展。电子书包需要丰富的、多元化的内容，既要基于现有的纸质教材，又要在展示方式、内容等方面高于现有教材。但目前还基本上处于教材多媒体化的状态。此外，还存在渠道推广手段单一、数字教材标准不统一、硬件设备价格偏高等问题。

关于电子书包“装”了什么、该“装”什么，业内有不同的声音。数字出版行业人士李南直言不讳：“某些企业不顾长远发展，在电子书包里安装司空见惯的各种公版书，或是不知从哪里廉价采购来的类似盗版书的课外读物，不仅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吸引力，体验上也不敢恭维，排版错乱、错字连篇更是家常便饭。如此书包，能指望谁来买单，更不用谈盈利模式！”

出版机构更具竞争优势

业内人士有一个共识，内容将会是电子书包行业中极具竞争优势的一大板块。“在同类产品中，用户最直观的比对就是内容资源的充实与否，电子书包的技术本身并不是壁垒。”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化中心主任、江苏凤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吉述在实地考察韩国的电子书包发展情况后发现，韩国电子书包的研发更侧重于教材内容的多媒体化、数字化，即自有内容的深度开发，对于国内一直关注的专门化硬件设备则没有过多花心思。

毛文凤推测，随着电子书包的普及，数字化内容的更新与提供将成为电子书包未来的最大盈利模式。数字化内容不仅仅是把传统的纸质图书碎片化，更是在碎片化的同时，用新的教学模式与教学理念，背景资源，甚至以动漫、动画等全新的图式，串起一个全新的趣味性的互动性课堂。

“在电子书包开发的这股热潮中，我认为出版社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走入全面开发、谋求全面掌控的误区。”宋吉述打比方，就像现在的电视产业，电视台管理内容，企业负责生产电视机，哪个电视台如果想把内容与电视机捆绑，生产、订制一种特别的电视机，肯定行不通。电子书包领域同样如此，将来会有无数的各类企业参与不同领域的开发，出版社所擅长的，可能只是内容领域。宋吉述坦言，凤凰集团与我国台湾元太公司2010年开始合作，在电子书包项目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使得双方成立专门的公司推进此项目的计划搁浅。

因地制宜研发数字内容

目前，不少出版社都建立了以电子课本为核心的电子书包研发团队。通常以课本编辑和技术编辑为核心，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科研部门人员加入，吸收一部分教师提供教学经验并作为“关键用户”，在纸质课本主编和编写者的配合下进行内容研发，交由技术公司制作。

王健将数字化教材分为四个层次：纸质教材数字化、多媒体数字教材、互动式数字教材、集聚式数字教材。他告诉记者，华东师大社在开发过程中遵循8个原则，包括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尊重教材编写原则，着重开发互动功能、支持新的教学方式，允许个性化内容的载入，提供教学管理和评价工具等。上海某电子书包开发责任人提出了内容研发的四个要素：研发要遵循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要面向教学过程；要适应数字教学环境和各种电子终端；要基于出版社社内的数字化编纂流程。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从内容入手，独辟蹊径，以无纸化教材作为电子书包的突破口，绕开专门硬件设备，依托于学校的多媒体教室，“ 不伤筋动骨，直接走进课堂”。在该社社长刘桂霞眼里，出版机构是内容策划者、创造者，应服务于新的教学模式，成为教学模式的创造者。据了解，时代新媒体出版社与安徽省教科院于2010年合作开发无纸化教材项目，目前已在安徽省16个地市的29所学校进行了《信息技术》学科的无纸化教材推广试验，并在争取秋季学期的订单。她介绍，下一步，该社还会根据教材性质、载体形式选择开发的形式，考虑借助于Pad、电脑或者其他硬件形式，丰富教材内容，探索符合发展需求的无纸化教材模式。

刘桂霞提到，在国内，电子书包主要从义务教学阶段做起，推广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下一步我国的高等教育类出版社不妨将眼光投向电子书包的高等教育部分，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数字教材从高等教育教材做起，有经验可以借鉴。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利弊共存，人们对电子书包还有诸多的不信任和质疑的声音。正如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所言，“信息化的潮流不可抗拒，从个人计算机进入校园，到云计算应用于教学，教育在信息化的推动下正在深刻转型”。对于大多数出版机构来说，做好内容数字化、多媒体化的深度开发，潜心蛰伏、等待时机也许是应对之策。

(中国出版网，2013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