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冠绝全球，达37万种，是美国的一倍。

然而，繁荣的景象之下，却是日渐沉重的库存负荷。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6年时间，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更多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实际的状况，似乎比统计数字更严重。600多亿元的销售额，其实应该扣除200亿元左右的中小学课本销售，这一部分基本上不会有库存。

图书大都属于长销性产品，流通周期较长，备有比一般快速消费行业更多的库存，这是出版业的特性。业内人士分析，一般出版社的库存中有70%左右是出版1年以上的书籍，其中相当部分图书的盘活率较低，极易从有效库存沦为无效库存，变成“死书”。

“死书”越滚越多，出版业健康亮起红灯。

销售有限，却过量生产，自然就会产生库存。而这样的生产模式似乎已经是出版界的主流，为了刺激销售，出书品种飞涨；出书越多，滞销风险自然越大。这个由来已久的出版怪圈已愈演愈烈。

靠增加品种数来推动销售，极易积重难返。“传统书业的不景气是不争事实，电子阅读的冲击，国民阅读率的走低，都让选题的命中率大幅降低。”面对越来越冷淡的市场和越来越挑剔的读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谢文辉坦言，出版社只有密集发射选题，才有可能击中细分市场，激起购买欲。

但这样的密集发射，似乎并没有让出版市场摆脱萎靡。从2005年到2011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品种数从22.25万增至36.95万，增幅为66%；在同一个时间区段，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纯销售册数，增长的幅度不到4%———也就是说，66%的品种增长，只带动不到4%的销量增加，如此悬殊的“销售有限、生产过量”，势必一路推高库存。

开卷公司研究总监杨伟认为，由于品种太多、精力分摊，使得国内出版社质、量兼顾的初衷最终难抵量多质低的现实。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则把这种倾向归纳为“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利润轻社会效益、重简单出版轻文化传承”。

这样的风气，被不少业内人士归咎于“不生不死”的出版生态。在中国，出版社的准入仍然依靠审批制，“总量规划”让出版社的数量一直维持在580家左右，市场之手基本失灵。

正是因为这种行政福利，让不少出版社依靠“卖书号、印教材”就能活下去。于是，低层次的跟风出版蔚然成风，蹭一把、捞一笔就走的短视行为经不起市场推敲，大部分书只能成为无效库存。

提高库存之外，这类低质图书的真正危害，还在于阻挡好书的出路。低质图书惯常使用的低价策略，将优质图书也拖入价格战的泥潭，极大压缩了出版社的利润空间，导致没有能力生产更多更好的图书。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出版界尤为明显。

“每一次确定图书的印数，都是云缭雾绕。”一位出版业内人士坦言，推出新书之际是最忐忑的时候，入市前不知市场容量多少、入市后难以追踪销量行情，印多印少往往跟着感觉走。

过高库存的压力，足以摧毁一个行业。日本资深出版人小林一博所著的《出版大崩溃》，记录了1997—2003年间日本出版业一落千丈的崩盘历程，其中一个重要症状就是高库存、高退货。图书退货率平均在50%左右，高的可达90%；而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无效库存，令日本出版人叹惜“死书累累”。

尽管目前国内的出版库存尚没有踩到日本曾经的红线，但殷鉴不远，中国出版业还需及早自诊、自治。

（中国出版网，20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