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书业是个统称，它有两大板块组成：民营图书出版业和民营图书发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我国出版业是以民营经济为主。随着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业逐渐成为单一的公有制形态。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民营经济重新获得发展，民营书业也获得日益开阔的生存空间。

历程回望

民营书业的重新发展，有赖于出版业的制度变革。可以说，每一次政策闸门的开放，都促进了新一轮生产力的发展。

（一）民营图书发行环节

民营图书发行业的发展，与以下几个政策密切相关。

1980年底，为增加售书网点，并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提出“可以试办集体所有制或个体所有制的租书店、书摊”，此举标志着民营经济可以正式进入出版业的零售环节。

1988年4月，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三放一联”。提出“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也可开展批发业务。”它本来只是面向集体单位，并非面向民营经济。但批发口径的放宽，客观上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借道的可能。许多民营经济通过承包国有单位的批发公司，或戴顶“红帽子”，变相获得了图书二级批发。

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提出设立出版物总发行企业，并取消了发行环节的所有制限制。从此，民营企业可以申请出版物的批发权与总发行权。有媒体称，此举表明“民营发行企业从此获得了国民待遇”。虽然实际中民营经济与新华书店真正公平竞争很难，但发行环节取消所有制限制，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

更为可喜的是，2013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与此同时，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加大了对实体书店的扶持。这些政策利好，为民营书店提供了新一轮发展的机遇，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一批“最美书店”。

（二）民营图书出版环节

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在前期是与民营发行的政策开放相伴而行的。每一次民营发行的开放，都同样促进了民营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但总体来说，又有一些不同。

20世纪80年代，可以看作民营出版的起步阶段。当时商品奇缺，需求旺盛，据早年的书商回忆，当年印书就像印钞票，一批个体书商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对于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如同所有早期市场一样，整个市场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此时民营出版是作为一种“非法出版”而被严厉打击。

到了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进入出版队伍，使民营出版的素质大大改观。他们熟悉商业运作，又心怀理想。这一时期，只要不出版违禁图书，政策对于民营公司策划的一般出版物保持了宽容。

21世纪后，随着发行政策的全面放开，许多民营出版企业也浮出水面。民营出版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走上集团化的道路。

民营出版身份的第一次突破，是在2009年初，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概念，承认他们是“新兴出版生产力”，要为他们“搭建发展平台。”它意味着民营出版在阳光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一步。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2016年7月，“图书制作与出版分开”政策（简称制版分开）在江苏、北京、湖南三地试点实施。如果说2009年的“新兴出版生产力”是给民营出版企业一个名义，那么此次制版分开，则有望解决民营出版企业实际面临的业务规范问题。

发展评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书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撑起了出版业的半壁江山。

（一）民营图书发行环节

1. 从发行网点和从业人数看，民营经济已经占有绝对优势。

根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发布的《201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2016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6万处，其中集个体发行网点的数量占全部发行网点的71%，是新华书店网点的近13倍；集个体从业人员占行业从业人员的66%，是新华书店从业人员的3.5倍。

2. 形成较为细分的发行渠道。

新华书店多是综合性书店，相比之下，民营图书发行的渠道定位更为细分，比较成型的教辅渠道、社科渠道、网络书店、少儿渠道、馆配渠道……，每个渠道基本可以自成系统。甚至在同一个渠道内，又有不同的模式细分。比如教辅渠道内，又分为三种模式：面向教育主管部门的系统渠道，直接面对终端学校的直销渠道，以及以店面展销为主的零售渠道。三种模式的渠道区隔非常明显，从产品设计、定价策略，到营销方式、采购主体，都不相同。

3.书店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

2013年底，财税“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政策，促进了书店新一轮的成长。许多书店开始重新装修店面，改善阅读空间，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兴起一批“最美书店”。这些新型书店不但有颜值担当与内涵素养，在经营上也不断开创新局面。许多新型书店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商业形态相融合，打造复合业态的文化空间，去探索无限可能的空间。

（二）民营图书出版环节

1. 各个领域成长起一批大中型企业。

40年来，民营书业成长起一批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各个出版细分门类，民营书业都出现一批有市场规模，有品质追求，并受到读者广泛认可的品牌企业。

在大众出版市场，民营书业是多数畅销书的策划者。较为优秀的有少儿领域的海豚传媒、启发文化、远流经典，文艺领域的新经典、磨铁、读客，财经领域的湛庐、蓝狮子，地图领域的天域北斗，甚至在学术领域，也有汉唐阳光、后浪这样低调有内涵的企业。

在教育出版市场，由于教材出版的准入很严，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教辅领域。尤其在中小学教辅领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可以说群雄并立。比较优秀的有高考复习阶段的曲一线、世纪金榜、金榜苑，高考试卷市场的金太阳、天星、天利，中考教辅领域的全品、万唯，讲解类教辅的金星、小熊、绿卡，练习类教辅的世纪天鸿、金沙js6666教育等。

总体来说，在政策资源较多的出版领域，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完全竞争的零售市场上，绝大多数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

2. 企业投融资日益活跃。

近年来，民营书业上市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4月，新经典登陆A股主板，它是所有出版上市企业中，唯一一家完全是大众出版，完全靠市场零售的企业，业态最为健康。它的上市，让那些规范而健康的民营企业深感动力。

截止到2018年12月，A股市场已经有5家民营书业企业，主板的新经典、掌阅，创业板的天舟文化、中文在线、世纪天鸿。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更多，如亿童传媒、荣信教育、开心教育等，大约有30余家。此外，阅文集团在香港上市，新东方、好未来等一些有图书业务的民营企业在美国上市。

民营书业在股市之外的融资也非常活跃。2016年间，果麦文化完成8500万元的B轮融，新华先锋以4.5亿元将100%的股权转让给中南文化，华职教育以4950万元将55%的股权出让给和君商学。2017年，磨铁文化完成3亿元的C轮融资，读客获得1.28亿元的A轮融资。

3. 新媒体方兴未艾。

除了图书出版这样的传统业态，民营资本越来越多聚焦到新媒体领域。新媒体兴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实际应用和影响力方面，已经超过了传统出版。

我们一直认为，图书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但随着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优质的内容通过新媒体抵达读者。在网易公开课上，类似“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这样专业的课程，播放量已达300多万次。在喜马拉雅上，一些音频的播放量更是达到30亿多次！还有许多音频的播放量达数亿次。还有无数的微信公众文章，阅读量经常在一天之内就突破了10万+。这些传播，已经让传统出版无法比拟。随着知识付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知和接受，新媒体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这里是一片充满希望与未知的领域，产品的更新迭代很快，推动企业的快速变迁。新媒体的快速成长，将会改变出版的格局。

两个致敬

民营书业有今天的成绩，要致敬一代又一代的民营企业家，致敬这个快速成长的时代。

1. 致敬民营企业家。

一位书业前辈曾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书业企业，九死一生，后面已经倒掉了上万这。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留下来的，绝对是有竞争力的。”

40年来，大浪淘沙，民营企业已经淘汰了一批又一批，进化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踩在对手的肩膀上前进。企业的持续创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品位，成就了书业今日的繁荣。

有些人觉得，民营书业老板们眼里只有经济效益，没有社会效益，民营企业就是唯利是图的。不可否认，身为民营企业，他们首先是要让自己活下来，生存是个硬道理，他们不得不在意经济效益。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不讲社会效益。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在于他们提供的产品切合读者的需求。而那些最终胜出的企业，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更优质。

尤其是，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家民营企业的存亡，就不再只是一个企业老板的事，它关系到几十名、上百名员工的就业，甚至还影响到上下游产业链的生存——上游的供应商、印刷厂，以及下游的经销商、书店。企业做大了，就是社会的。他们的背后，关系到无数个家庭。

甚至在敏感问题的把握上，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他们比国有企业更谨慎。因为国有企业负责出错，只是挨批评，受处分；而民营企业出错，可能关系企业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可能让自己几十年的奋斗付之东流。

在民营书业领域，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平时不声不响，但企业做得很扎实。无论业务还是品格，都让人敬重。一家优秀的企业可能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一个让人敬重的企业家可能影响周围一群人，他们是这个行业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动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2. 致敬这个时代

人们习惯说，民营书业是在夹隙中成长。确实，民营书业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民营书业还面临许多不公平竞争。

但也有人开启了另一个视角。一位很优秀的民营企业董事长曾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书业的发展，政府从来就没管过我们。他不管你，也不支持你，就是支持你。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好多行业都是这么发展的，开始没有政策，也没有法规，你发展起来再给你政策，再给你法规。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也有一位管理部门的领导说，你不要老说让政府开放，其实过三年、五年，你再回头看，已经改变了很多。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生产力飞速发展的40年。正如吴晓波所描述的：“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我们国家走过了别国几百年要走的路。企业是最具创新的主体，往往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政策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使它很难跟得上企业发展的步伐。不可避免地，两者会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

我们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允许民间探索发展，政策不急于表态；待事物相对成熟，确认其正向意义更大，再追加承认。它的好处，是宽容了新生事物的探索发展，有利于行业的相对稳定。它的弊端，是先行者要面对极大的政策风险和不确定性，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且它造成潜规则盛行，不利于公平竞争和政府公信。

改革的本质，是改良旧制度的形式、产权结构和组织安排，寻找和构建一种更有效的新的制度形式、产权结构与组织安排，使其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我们应该幸运，能够见证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切尚未定型，一切并不完美，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也应该尽自己的所能，让一切变得更好。

两点建议

民营书业成长到今天，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已经不是个别民营企业自己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转。在此，特提出两点建议。

1.进行全面调研，促进科学管理。

行业常说，民营书业已撑起图书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但民营书业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却一直是个悬疑。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历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主要是来自国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数据，民营书业除了有批发零售网点与从业人员的两处数据外，几乎没有别的信息，我们只能通过已知的数据进行推算。

根据《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2017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是1731亿元，减去当年新增库存78亿元，当年的销售总金额应该是1653亿元。同年，全国新华书店与出版社自办发行系统的零售总金额是851亿元，那么，其余800亿的销售是怎么实现的？应该主要是民营渠道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1653亿元并不是图书市场的总量，它只来自于出版社的统计口径，并不能完全涵盖民营出版公司。虽然民营公司必须与出版社合作出版，出版社的数据里包含一部分民营的数据。但随着民营公司的壮大，民营公司的书到底印了多少册，销量有多大，出版社多数情况已经掌握不了了。也就是说，我国图书出版的总规模要大于1653亿元，而民营渠道的销售也不止800亿元。

全面了解现实，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基础。因此，建议政府对民营书业展开一次全面的调研。详细了解图书出版领域的民营经济，对于报刊、音像电子、网络等领域的民营经济，无论生存状况还是政策选择，也具有很强的参照性。

2. 推进制版分开，理顺产业流程。

图书制版分开政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项内容，并且于2016年开始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试点实施。它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行业早已普遍操作的“三方协议”的合法性。即印刷费用的支付方式，“可以由图书出版单位、图书制作公司、印刷企业三方签订协议确定”。

据笔者调研，行业对制版分开仍存在许多误解。其实，图书制版分开的关键，在于印刷环节的界定。现实中，民营公司策划的图书，需要印多少册，必须通过出版社向印刷厂开具委印单；这些图书的印刷款，本来是由民营公司承担，但按原有的程序，民营公司必须将这笔钱先汇入出版社，再由出版社汇给印刷厂。

很明显，这样加大了出版社、民营公司、印刷厂三方的程序周转，降低了三方的运营效率，各方还要为如何作账大费脑筋。为解决这一问题，出版社、民营公司、印刷厂签订一个三方协议，规定可由民营向印刷厂支付印刷费。这种协议在行业中普遍操作，但政策上不合法。一旦有人举报，三方都要受到处罚。

此次制版分开，正是要承认这个协议的合法性。

有人担心，制版分开会不会影响意识形态安全。需要说明的是，终审终校、书号申请，甚至委印单的开具，仍是由出版社负责，与内容把关和意识形态有关的环节并没有丝毫改变。制版分开只是在业务细节——印刷款的支付方式上，尊重了三方企业共同协商的意愿：如果三方觉得转移支付麻烦，民营公司可以支付印刷款；如果三方愿意通过出版社转移支付，那么就继续转移支付。它在细节操作上尊重三方企业的意愿，让企业理顺业务流程，各方都不必再做假账。

目前，制版分开在3个省市试点，因为区域有限，给企业实际业务带来一些问题。以江苏为例。一则，只有与江苏的出版社合作的民营公司才可以制版分开，不与江苏的出版社合作的企业，纵使地处江苏，也不算试点。二则，企业与江苏的出版社合作的业务可以制版分开，而不与江苏的出版社合作的业务，就不能制版分开。这样，企业就存在两个业务流程，要做两套账，给企业带来许多不便。有的企业为避免这种麻烦，仍全部通过出版社转移支付，又使得试点形同虚设。这个问题，只有制版分开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才能根本解决。

图书制版分开，于企业来说，可以提高国有、民营、印厂三方的运营效率，理顺各方的业务流程。于政府来说，可以完善行业统计，提升管理水平。所以，期盼制版分开尽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对如何判断各项工作是否正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套用到出版业，凡是有利于满足读者文化需求，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有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的行为和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

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是政府和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从业人员共同的最高利益。愿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刊于2018.12.28《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此为原稿。）

作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