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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对话韩少功: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

2013年10月25日

当今世界,数字化所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以快捷的传播手段、爆发式影响力,让文化传统被冲击、被颠覆。这种变化,命题宏大,难有破解方案,但又必须应对。不久前,著名作家韩少功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在海口就“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展开对话。一位作家与一位出版人从各自立场和责任出发,思考如何面对数字化时代,进而重构我们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旗手,堪称海南的“文化地标”,他在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回到乡村潜思独行,用一种回归本真的方式滋养自己的文学,填充了一个时代的灵魂空缺。龚曙光则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文化推手之一,他的生命底色与文学结缘,在20多岁时曾被著名作家张炜寄予了”未来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期许,在完成人生种种高度后,这两年他又回到文化批评的现场。多年前,韩、龚两人曾在湖南岳麓山下经历并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而如今,面对数字化对文化生态和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一话题,他们再度“交锋”,展开了睿智而又不失激情的思想碰撞。

假如唐代有视频,唐诗会少70%

龚曙光:我跟少功一直相距很近,我俩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的同学。但他比我早半年,这个“早半年”也使我与少功又一直相距很远,使我从青春时代到中年以至现在,我一直在追赶他。他写小说时,我评小说。后来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我作为出版家要永远地追赶他,有时为了他的一部著作,我要去反复地跟他纠结、耍泼,当然他也会跟我耍赖,他至今还欠我一部小说。我们这样的“近”和“远”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之间这场对话有共同主题,但不一定有共同的思路,也不一定有共同的结论,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当下的基本写照。

前几天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莫言评价,“中国的文学界很少有思想家,但韩少功必列其中。”我很认同莫言的评价。全面地评价少功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我想强调,在中国的作家中,我最认同少功的是他的情理兼胜。他以自己独特的文体,表达了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思考。

少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时代,但一路走来,我们却又觉得他总是比他的同行,甚至比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先行了半步。从文学的寻根到《马桥词典》提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反思,再到他推出米兰•昆德拉,以译著实现对一个政治化集权时代的批判,以及他决然离开城市去乡居思考一些人生最朴素,可能也是更本真的问题。他的每一步,似乎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却在人们的选择之外。今天的话题也是少功作为一个文学界著名的思考者,所必须面对和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特别希望少功能够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数字化,他怎么看在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又怎么样开出重建的药方?

韩少功:龚总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开药方。我心里没底,想求教于我的老校友、曾经的同事。我们在湖南省文联先后同事,他做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工作,我在湖南作协五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我们两个人相比,如今我的工作是更像一个体户,而龚总是指挥一个大团队。大公司与个体户之间,看待问题的向度肯定不一样,但人与人之间不管存在多少身份的、阶级的、民族的、性别的,甚至文化气息的差异,但只要是人,肯定会有很多基本的心理结构、心理信息是共通的。当所谓“数字化”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基本心理结构、心理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以前写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前不久,我清理旧物时发现了两纸箱信件,挺有滋味,那都是朋友或亲人给我的一些信。但是我突然发现,那些信件都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还有一点点,到90年代中后期,就戛然而止了!信件已变成了很珍稀的物件。写信的少了,等信的那种焦虑,那种期盼,那种惆怅,接到信以后的喜悦,或者读到某一封信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那些场景与心情也就都没有了。

有一次我在乡下没事,找了一本唐诗来读,粗粗统计,那本诗集里面大概70%以上的题材都是“怀远”,表达对远方的故乡、朋友、亲人的思念和情感。但是如果现在远近根本无所谓,每天都可以视频通话,“长相思”就无所思了,“长相念”也就无所可念了。这就是说,假定唐朝有视频的话,流传下来的唐诗会少了70%。

龚曙光:我们常说唐诗一万首,那就只剩下三千首。

韩少功: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人,邻居是谁他们并不知道,但很远的人他会很熟悉,通过网上的虚拟世界来熟悉,不知道对方的气味,也不知道对方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细节,但是我们会觉得相互亲密得不得了。

数字化技术带来我们生活远近、空间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性破坏。这个将来还会发生什么,现在真是不可预料。

碎片信息侵蚀独立思考

龚曙光:从哲学角度来讲,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感知的基本模式,而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感觉。

刚才少功用很通俗的例子让我们感受到,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便捷,也在改变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很远的东西变得很近,很近的变得很远。比如说邻居就变得很远,就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模式,使我们对传统的生活价值观,传统的生活习惯承受了巨大改变,使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人生价值的重要构成,都在淡泊、在放弃、在消失。

刚才少功说到“怀远”,思念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不管是念人还是念物。思念是要有距离感的,一个是空间距离,一个是时间距离。而现在由于距离感没有了,那就没有了思念欲望,而人没有了思念,还算是具备正常情感的人吗?还有,假如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网上的交际关系,缺乏很贴近的喜怒哀乐,或者肌肤不发生关系,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精神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人讲,少功从城市返农村,这是一个文人摆的一个POSE,很多人会认为,大凡文化人成功之后,都会摆几个POSE,这是少功的POSE之一。当我看了他的《山南水北》之后,我就真实地感觉到,从传统生活中走过来的人,当面对这种远近颠倒的时间和空间时,我们所遭遇的不适可能不仅仅是需要我们改变生活状态,甚至要让我们放弃一些不愿意放弃的东西。少功更愿意走近乡土,使生活可以让肌肤直接感受。所以不在于少功在那个乡村所获得的收获,而是要获得这些收获身体所需要付出的劳动,以及身体在付出这种劳动之后,灵魂所得到的安妥。

我想,少功背离城市生活而选择了农村,他在逃离城市频繁的宴请,逃离让人感到玄幻的霓红灯之外,是不是也在逃避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这样一种被改变了的人际关系,和这种人际关系所呈现的都市生活?是不是想通过人为制造的空间距离,来抗拒数字技术所造成的与世界的紧逼感。

我知道余秋雨就不用电脑,不上互联网,也不用手机。可能在作家中,秋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数字化世界,少功这样具有自己文化独立心态的人,是不是在逃避,或躲闪呢?

韩少功: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其实我用电脑蛮早,和秋雨先生不一样,我在90年代初就开始用电脑,可以说是“骨灰级”的了。从286、386开始,每一级我都玩过。而且我当海南省作协主席时,在我们机关是第一个全部实现电脑化的人。

另外一方面,确实像龚总说的,被他一眼就看穿了,我到乡下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想建立一种信息屏蔽,屏蔽掉一些泡沫化的信息。在乡下,我把电话线拔掉,把手机关掉,没有人告诉我网上发生了什么,我就会有相应多的时间、更加愉悦的心境考虑一些应该考虑的事情。

我们可能初步地尝到了数字技术的小甜头,也初步地尝到了小苦头,但是大苦头或者大甜头可能还在后面。我们还没有尝到足够的苦头,吸取足够的教训,来反思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利弊,怎样取其利而防其弊。其实每一种技术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以前没有电,发明电了,人们觉得电真好,后来发现电会打死人,会形成火灾,也是经历很多教训以后,才知道电怎么样安全地管理,为人类造福。数字化技术肯定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才开始摸到一点眉目,但如果没有冷静的态度,只有麻木地追随、狂热地兴奋,那就比较危险了。

昨天我参加一个发布会,有人说我是“沉寂了十年,最近出了新书”。其实这十年我写了不少东西,2008年《山南水北》还拿过鲁迅文学奖。“沉寂了十年”这个说法其实就是网上的信息被不断地转载,最后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东西。这些概念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数字化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传播力极快、复制性极高。

龚曙光:我倒觉得,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数字技术究竟是在传播信息,还是在传递信息?

传播一词在我的感觉中,是有梯级、有波次的,一波一波呈现。但是现在互联网对信息的传递不是这样的,尽管这种病毒式的复制可能要经过很多个中转的环节,但始终是以一个信息直接面对所有受众。比方说“少功沉寂十年”,经过了很多的人病毒式复制传达,每个人得到的信息都是同样的“少功沉寂十年”,字数是一样的,意义也是不变的。但是如果是“传播”,我会说,“少功最近几年发表的作品较少了,沉寂了十年”,到下一个人口里就会说,“龚曙光说,少功沉寂了十年,可能是指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到了第三个人,可能就会说“少功最近小说写得少”,如果再到一个人,这种信息的传递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想象加工。

通常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整体感知的,包括肌肤的感受。但是现在由于这些碎片来得太快,清洗得也太快,我们没有对这些碎片式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拼接,太多的碎片信息侵占了“独立思考”的空间。

人类需要真实,也需要想象

龚曙光: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应该面对真实,对每一个资讯都要求准确、真实。但是,如果人类每天都面对着真实,如果这种真实可以准确到百分之百地呈现,我想,如果是两个恋人,把你的生理结构、心理状态全真实摆在这里,他们还会相恋吗?人类需要真实,但也需要想象。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真实和想象构成的整体感知,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世界。

如果从传播的角度讲,不说互联网传达,就说口口传播,事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充满了想象。如果没有丰富想象,《格萨尔王传》从哪里来的?古罗马的史诗从哪里来的?《史记》、《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假如人类仅仅是专注于自己信息的准确传递,而不关注于在这些真实之后,人类还可以想象,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吗?假如人每天都在面对真实,不用自己的想象力,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对人性还是一个完整的舒张吗?情感世界还能有所寄托吗?

所以,互联网式的传递,我认为首先伤害了人类个体的想象力。长此以往,想象力一定会萎缩。第二,没有想象力的人类,世界再大,它自己的世界都注定是狭小的、枯燥的。所以我觉得,作家应该承载一个责任,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文化道义和社会担当,他还有一个抗拒互联网时代以碎片式真实压抑人类想象力的使命。

韩少功:现在的电子文化和我们以前不一样,它提供了大量的娱乐方式,创造了庞大的娱乐产业,这和曙光刚才说到的人类审美、想象能力的削弱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

我读书的时候,如果逃课,不可能有别的原因,肯定就是读小说去了,如《三国演义》、《七侠五义》。那时候书是最好的美酒,小说就是我们最好的休闲设施,看戏剧、电影就是我们的节日。而现在,孩子们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数字化的东西所占领。有一次在大学座谈,30多个文科系的文学研究生,我做了一个测试,有多少人读过《红楼梦》,结果只有不到1/3的人读过。我把门槛降低,问有多少人看过《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大概有一半人看过。而同学们对《红楼梦》的考题都非常熟悉,而且都能答对。

现在网上的阅读,可以讲是“论斤卖”。一些网络作家一天写几万字。我熟悉一个网络编辑,他的一个作家是一边写一边给他传稿件,传着传着,把本已死了的角色又写活了,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早就忘了前面所写的内容。有一个青年到我的办公室,请求指点作品。他打开一个U盘,里面竟然是七部长篇作品。我说你现在是上大学吗?他说在读高中。他写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间的故事。孩子勤奋写作,应该表扬?应该鼓励吗?我问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作?他说:“我的同学都这样”。所以如果说我担心的话,我担心他对文学必要的标准与要求全都没了。

龚曙光:我觉得互联网现在的写作最重要的还不是他们写得像与不像,甚至还不是确立何种文学标准的问题。互联网时代,不管它是文学写作还是知识写作,抑或是社会性质的写作,个人的写作,我们在整个接受方式中都是没有体验的,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少功的《山南水北》中有很多东西是常识,不是什么独特的真理,但是因为他用汗水、用手脚去重新体验过,所以不仅亲切,而且深刻。

我们特别强调知识的“吸纳”,好像互联网特别为知识吸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尤其是搜索功能,我们一点“韩少功”,韩少功的一切都出来。一点“郁闷”,几千万字浮现出来。但是这样的搜索,你能体验到“郁闷”吗?假如你没有失过恋,怎么能够理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如果你不感觉到失恋疼痛,像一只胳膊被活生生地拧断了,又怎么去理解“连理枝”的痛?在互联网世界中,特别让我们隔膜的是自我的体验。

如果我们要想抵消互联网的表达方式对我们灵魂的某一种躁动,某一种伤害,我觉得文学是很重要的东西。对生活的审美,和对生活真相的追索是同样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欺骗的时代里,对真相追索,是人生的一个要义,但是同时对生活自身的审美,应该也是维持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正常状态,或让你在生活中活得有幸福感的另一个要义,我觉得这种均衡是需要的。

重建乡村、乡土和乡愿

韩少功:我们年轻的时候,过年不一定非得要回家。而现在则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全国大春运。这说明什么?说明家庭的观念开始变成了一个小图腾,而不是大图腾。回家只是精神上的一个寄托。我发现这些东西和互联网时代文化潮流的推动和培育、兴风作浪有关系。这种兴风作浪开始,可能在生活中间培育起我们心中的小支点,并最后汇聚成大支点,变成蔡元培说的“以美育取代宗教”的前提。

龚曙光:“五四”摧毁了我们以仁、义、礼、智、信替代宗教的伦理传统,所以“善”在西方,可能更多记在宗教中,而我国是记在伦理中。“五四”实际上摧毁了文化结构中最坚实的伦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重建,又一次次遭到毁坏,所以我们很敏感地看到了新一代人对于家庭这种近乎图腾的膜拜。春运所表达的是,对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眷恋,可能因为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离乡土越来越远,离传统习俗越来越远。社会就是这样,缺什么,补什么。乡村从地域来讲,乡土从性质上来讲,乡愿从情感上来讲,对于80后或90后来说,都是稀缺的东西。

中国未来不管是社会重建还是精神重建,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重建。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让中国的道德秩序在一个哪怕是互联网的时代深入到每一个村落、每一片乡土,并由此构建一个完整社会,一个秩序社会,一个均衡社会。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少功在汨罗的返归生活,感受那些民间质朴的生活元素,对于去感知在一个现代社会重建伦理和乡土是很有意义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山南水北》时,把此书比作新版《瓦尔登湖》(作者梭罗),我觉得这本书更像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梅尔曾是伦敦著名的广告策划人,他写的《有关品位》把世界顶级奢侈品和顶级奢侈生活都描述了一遍,然后选择回到法国的一个小镇普罗旺斯,过跟当地山民完全一样的生活。

所以西方也好,东方也好,梅尔也好,少功也好,他们怎么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约而同回归一种很朴素、很简单、很健康、很完整的乡居生活?这与互联网是不是也有关系?今天我们来谈互联网谈数字化,都不是秉持一种对抗和敌意的态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发展是滔滔之势,是没有人可以充当中流砥柱的。不过,这不意味着互联网所造成文化生态的改变是不可以探究、不可以考量的,也不意味着网民在遭受到某种文化解构,遭受某种文化失重之后、需要在一个新的格局里重建某种平衡的努力是不恰当的,或不可能的。

少功谈出了他的很多思考,包括用更理性的心态去对抗互联网上的道德义愤,用直接的生命体验去对抗互联网的生活隔膜,用审美的态度和能力去对抗互联网上海量的“真相”碎片,重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也许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个人在互联网急速推进时精神不失衡,文化不失重;对于我们民族在这个扁平的世界里精神不失身,文化不失语,都是有意义的。

我很高兴跟少功就这个问题作漫无边际的谈话。很显然,我俩面对互联网的基本态度是统一的;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某种焦虑是相似的;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点独立思考的意愿也是一致的。少功说数字化的甜头和苦头,我们都只尝到一点点,那么找寻数字化的大甜头,回避数字化的大苦头,便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

(来源:《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