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我们常常引用克罗齐的话语，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然，“历史”作为“大历史”的过去形态，是“将来”的逻辑起点，又与“当代”建构起无法割舍的内在关联。正因为如此，人们特别注重对历史的检阅和审视。黑格尔就说过，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过去那样如此注重“修史”（譬如《二十四史》）。不过，中国古代统治者乐此不疲只是为了做一种“合法性论证”而已。

资深媒体撰稿人、学者陈良由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一书，按照编者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分析吏治成败中蕴含制度兴废更替的历史脉络”，来“评价历史人物人性的幽暗性和可塑性”，最终“为认识、破解现实问题引入明亮的历史之光”。诚哉此言！作者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从上古到明清，将中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人物或事件信手拈来，没有洋洋洒洒宏观大论，不堆砌理论术语作高深莫测状，而采用以史为鉴、以点带面、以论带叙的方式，对中国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进行检索与审视，诸如古代制度的顶层设计、吏治的整饬、监督即保护、微观制度的执行等，娓娓道来，条分缕析，自有天地气派与格局。陈良坚信：“透过历史的些许踪迹或痕迹，也能窥见历史的轨迹。”窥见历史轨迹何为？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强化历史经验对当下社会的现实转化，从而“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

本书以“人性与制度”作为审视对象，应该说体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勇气和令人心悦诚服的辩证思维。众所周知，从一般意义上说，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归纳出“制度”与“人性”的优劣，那就是“制度比人性更重要”。初读《走出迷局》一书，我们就注意到了该书的三个标题，即“制度关乎兴衰成败”“制度比人性更可靠”和“权力必须关进笼子”。继而，在为作者点赞的同时，我们又不免沉思：制度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制度不是由人设计的吗？所有的制度都比人性可靠？没有人性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有了制度就可以包打天下？到底该如何建构起合乎人性与社会发展的制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陈良此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作者没有一般性地论述“制度”比“人性”更重要，更可靠，而是以辩证思维，登堂入室，对人性与制度进行深层反思。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制度的制订都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统治需要——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一个有明显缺陷、有待大幅度进化的制度设计怎么可能赢得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利用“制度”改变甚或扭曲人性，所带来的肯定是制度危机。何谈制度正义与制度对人的全面促进？由此可见，制度本身的“科学合理”是前提。而制度相对合理的唐朝，中书、门下、上书三省分别为决策、议事和执行机构，从宏观制度到微观制度设计相对科学，才能“形成注重精神品味与道德操守的大气候”，才能出现清正廉明的官场生态，才能做到“权力有节制地运行”，才能建构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最终促成了大唐的贞观盛世。

陈良一再强调，是“制度”本身让人变好变坏。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譬如，裴矩在隋炀帝治下是佞臣，而在唐太宗时代却诤言直谏，成就一代名臣。何以然？关键在“法律与制度，准确地说，是良法与善制”。换言之，“坏法与恶制”只会让士大夫的人格扭曲异化。

是否有了“良法”就一定能开创盛世？当然不是。陈良始终坚持“制度关键在于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都形同虚设”；“好制度需要人设计，更需要人执行”（《略谈唐代兴衰的制度原因》）。“总而言之，办任何事情都要有好的制度与规则。如果有好的制度与规则，而不能很好地执行，必然会落下祸根。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认为，制度设计需要以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为基本前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通过制度正义安排，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换句话说，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不断进化——因为，随着人的发展要求的进一步增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作为社会人的精神视域的多级性和个性化，任何现存的制度都必须是“开放的、鼓励创新的、允许自由竞争的”，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制度的科学合理与人的“合目的性”要求。总之，陈良坚信：“制度能否发挥好的作用，并非取决于好的初衷，而关键取决于良好的初始设计、运行机制和文化背景，只有合理的设计与健康的运行，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宋代台谏的异化》）

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