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合格是所有出版物的最基本要求。但图书质量的下滑却是我们不想面对但又无法回避的事实。”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增顺的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

近日，由中国版协编校委在哈尔滨召开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业界人士参加。与会人员有的是出版业内管理层人员，有的是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但更多的则是直接从事编辑和校对的一线工作人员。研讨会上，大家热情极高，虽千言万语，却始终不离“如何更好地从编校环节上提升图书质量”这一话题。

现状：去年抽查合格率为83％

什么样的质量标准才称得上是“合格”呢？与会人员虽说法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一本书的字词或逻辑语法差错要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使读者能真正享受到阅读之趣。简言之，就是要“文通句顺”。但观察当下市场上流通的各种图书，其编校质量让人赧颜。

据总局质检中心副主任王冰通报，去年该中心进行的图书编校质量专项检查表明，不少图书在最起码的语法逻辑上存在着严重问题，此外，字词和标点符号的差错率也不低。2012年，全国各出版单位自查出版物1500种，由相关部门抽查1579种，其中抽查合格率为83％。

会上，从大家反映的情况看，一些出版单位所出的图书质量的确有着或大或小的问题：有的文史类图书在价值取向与导向上不够正确，有的古籍类图书的体例前后不统一，还有的虽无字面上的错误，但其内容却大段地抄袭与模仿网络上的同质作品。此外，专业术语不精准、出版格式不规范、外文译词不合规定等问题则几乎是俯拾皆是。

而编校人员自身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也不容忽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室副主任沈大刚说，如今出版的各个环节都已数字化，但在用电脑编辑文稿时，却没有一套能专供出版者使用的软件，着实为编辑工作平添许多麻烦。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张华对此也很担忧。此外，她还有另一重烦恼——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不少词汇在使用上模棱两可，相关上级部门又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些问题引起了讨论者的共鸣。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版协编校委副主任张小平回应说，对于这些现实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我们需要做的，是时刻坚守出版人的职责与使命，充当优秀出版物的推手。

呼声：应加强编校岗位建设

无论科技怎样发展，工具怎样先进，其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操纵。当今的图书出版存在的种种隐患，根子还是在“人”上。在讨论中，出版社要不要设立校对岗位以及编校人才匮乏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青岛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高建民认为，越是媒体多元化，越是技术进步，编校工作越需要加强：数字时代的信息、文字的来源和传播呈现出无序和多元的特点，很显然，对于信息和文字的规范变得更加困难，而作为对其把关的重要环节，编辑与校对岗位不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从事校对工作的蔡晓文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她说，现在出版社所建立的数字化出版编校新模式需要校对人员的观念与时俱进，传统的“对原稿负责”的校对观念必须打破。也就是说，现在的校对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提高各方面的文化积累，全面了解各学科知识，不断扩大更新知识面，以适应数字化出版环境下的校对工作。她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次工作中，一位同事不了解一些新的科学名词，甚至以为“物联网”是“互联网”的误写，导致出现了误改的差错，引起编辑很大不满。

改制后的出版社有不少取消了校对科室，图书校对外包给社外的校对公司。对这样的外包方式，大家觉得有利有弊。厦门大学出版社的李小青从事最基础的校对工作已多年，她说，因为各种实际原因，借助社外校对力量来展开工作，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有利于缓解出版社人力不足的困难。但社外校对公司流动性太大，出版社与其只是商业合作关系，难以对其以更多的约束和管理。

张增顺表示，利用社会化的校对公司来弥补本出版社校对力量的不足，这是可行的。但不能让其反客为主，成为出版社完全依赖的对象。同时，出版社应建立起稳定的社外校对队伍，不管其所占全社总的校对比例如何，社外校对只能处于一个相对辅助的地位。

应对：提质量必须熟悉新技术

面对数字化大潮的到来，编校人员应该如何科学地应对？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潘守华说，数字出版还是在出版范畴内的一种行为，它仍然要以内容为核心、以选择为本质。我们谈数字出版之“新”，这种“新”不是孤立的技术之新、传播之新，而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的出版流程。

新技术的掌握是编校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中国版协编校委副主任、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潘正安特别强调，编辑只有熟悉了电脑写作和数字文档的写作、加工和利用的新特点，工作中才能掌握主动权，图书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据潘正安讲，不久前，他承担了一本出版专业教材的修订工作。当出版社把上一版的电子文档作为修订工作的基础材料拷贝过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便是把电子文档打印出来，请人对照上一版的书进行校对。结果发现，电子文档与书上所印刷的内容之间存在很多差异。潘正安说，他由此分析出来，编辑所拷贝给他的并不是出版社的付印文稿，而是上一版的作者交稿。而书上的内容是经过出版社三审和编辑加工修改之后的内容，更加规范。但若是编辑将排版付印的电子文档拷贝给作者，编辑又会发现，排版软件通常是北大方正或Indesign，而作者常用的Word或WPS写作软件与其并不兼容。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只能是一筹莫展了。

在人民出版社技术副编审吴海平的心中，同仁堂的训示始终被其铭记在心：“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他说，话语虽短，但其中展现的敬业、诚信精神是发人深省的。出版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出版业态，改变着从业者的工作方式，但是一种延续几千年，为世代出版人所尊奉、坚守的精神始终没变，也不能变、不会变，这就是诚实敬业、勤勉奉献的职业操守。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9月9日第3版）